全球化时代，所谓经济危机，就是让失衡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对错误经济政策的被动纠正。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这就是人为的，对重要资源价格的操控。比如历史上的石油危机。这种危机，是为了适应新的资源价格而出现的波动。

1、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风暴，其实就是对此前美国1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的纠正。这个增长期里，美国通过金融创新（比如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和降低按揭标准，让大量中低收入居民购买了房子，由此带动了经济的持续繁荣。

从1990年到2007年，美国“两房”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从7400亿美元增长到4.9万亿美元。

从1992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基本上维持了良好态势，而这个期间也正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模式的黄金时代，两大经济体互为依托，相互借力。虽然中间有亚洲金融风暴、网络股泡沫破裂，但整体上波动不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过程，重整了金融体系。关键是，美国率先完成了新一轮工业革命：以页岩油、页岩气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以3D打印、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革命。所以，美国率先走出危机，满血复活。

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货币被制造出来，然后奔赴高利率、高回报的新兴经济市场。危机后，中国也出台了“4万亿”（其实远远不止）刺激政策，经济增长彻底切换到“城镇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美国的钱，中国的需求，引爆了全球大宗商品的牛市。

2、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成功，给美国带来了新转机：燃气实现了从进口到出口的巨大转变，气价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原油自给率不断提高，未来可能不需要进口。一大批龙头企业崛起，通过技术进步获得了丰厚利润，比如苹果、谷歌等。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失业率迅速下降，经济开始回升，核心通胀率也开始上升。于是，量化宽松时代自然而然结束了，低利率时代也接近了尾声。

当美国开始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美元资产价格开始上升，经济危机之后被美联储释放出来的热钱开始从新兴经济体回流（这些钱如果不回流，此前的利润就会被吃掉，因为美元越来越贵，而新兴市场将进入大幅波动期，他们需要返回美国，归还贷款，兑现利润），相当一部分被收回了美联储“潘多拉的盒子”。于是，一系列新的连锁反应产生了。

首先是全球性的通缩（钱被美联储收走了一部分）显现，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当然，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除了美元越来越强势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技术革命带来增长方式变革，人类对大宗商品的消耗呈现下降趋势，可替代的产品在涌现（比如页岩油之于石油）；

二是中国房地产出现拐点，需求下降。

这时候，如果人民币再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对大宗商品的价格压力就更大。因为贬值后，进口价格上升，国产替代率会上升，进口量会降低。

近期国际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主要是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风暴中颤抖的那些资源国家、中小经济体，只能被动接受风浪。或者用自己的“猝死”，加大风浪。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模式，从1980年维持到金融风暴之前。在这个时期，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标志是民企崛起，一批“缺少权力的城市”（比如级别低的东莞、佛山、温州、泉州）地位迅速上升，压倒了很多省会城市。

从2002年前后开始，“城镇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就开始崛起。在增长模式切换中，地方政府感受到了新模式的“无限魅力”。“房地产+城镇化”来钱太容易了，对GDP的推动作用远非“制造业+出口”可比。而被计划经济抑制了几十年的城镇化需求，欠账多、需求大，加上“制造业+出口”长达20年的铺垫和积累，所以一旦启动，势如破竹。当然，货币超发带来的“购房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城镇化提速的这10多年，政府和国企成为投资主体，有形之手开始强势。为了让这个模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汇率、利率政策无不向房地产倾斜，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中不断下滑。国进民退，有“权力的城市”全面崛起，早期的明星地级市普遍衰微，外资流入逐步停滞。

当我们把城镇化未来10年的蛋糕都提前吃完之后，发现这个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2014年，房地产的拐点如期而至，除了20来个中心城市，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房屋供应都已经严重过剩。

所以，中国面临一个新的关口：必须更新增长模式，寻找新的增长点。新的模式是什么：只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业，从房地产回归实体经济。前提是，让政府有形之手撤回去，办法是改革。包括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败，以及推动“直接融资”替代“间接融资”的IPO注册制改革。

4、

当我们俯瞰了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现状和趋势后，危机的原因、解决办法和未来趋势，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美国经济持续向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稳定器。日本和欧洲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调整之后，也有企稳迹象，至少不会坏到哪里去。有了这些因素为基础，全球经济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最坏的情况，是发生局部的金融危机，类似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A股可能还会下跌，但有证金公司监护，问题不太大。人民币未来一年还有大约10%的贬值空间，但不会失控。只要汇率不失控，楼市也不会失控。但使用了杠杆的投资者，风险仍然是非常大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即便下降到5%，仍然是相当快的增长速度，因为体量实在是太大。所以，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增速跌破7%或者6%，而是拒绝让增速适当下滑。那意味着中国仍然要依赖货币政策的刺激。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M2增长一直偏快，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QE。而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显然是改革，是切换经济增长方式。

只要真正推进改革，中国经济就不会有大的风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真正的法治社会。也就是总书记说的，把权力装入制度的笼子。

换句话说，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中国就可以迎来新的黄金20年。反之，则只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重演日本“失去的20年”。未来人民币、中国楼市和股市的牛熊，都将由此决定。

来源：天天说钱（liuxb0929）

*附：中国开始遭遇“僵尸企业”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制造以“Made In China”的标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当前，中国开始遭遇“僵尸企业”问题。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制造以“Made In China”的标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当前，中国开始遭遇“僵尸企业”问题。

中国9月1日公布的数据又一次显示出中国糟糕的经济状况，衡量制造业活动的官方指标8月降至三年低点，而通常强劲的服务业则显示出新的疲态。

与此同时，尽管政府努力提振经济，私营部门公布的衡量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指标也显示出一种类似的疲弱模式。

不过，分析人士称，这种疲弱可能是暂时的，原因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北京周边地区为控制污染暂时关闭了一些工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制造业的下滑。

不过，毫无疑问，中国的主要经济引擎没有全速运转。

国家统计局经济学家赵庆河在官方数据出炉后发布的政府公告中表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增长动力不足。

8月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7月的50降至49.7，不及市场预期的49.8。数值高于50意味着本月制造业活动较上月有所扩张，低于50则意味着萎缩。

同样于9月1日公布的8月中国非制造业PMI从7月的53.9降至53.4，表明非制造业活动扩张，但速度放缓。

中国政府表示，本月制造业疲弱的部分原因是天气因素和北京周边工厂关停。政府公告称，京津冀等地加大治理大气污染力度，主动放慢生产，该地区的PMI数据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中国政府计划9月3日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外界认为此举是为了彰显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

分析师称，非制造业PMI的疲软可能反映了股市6月和7月的暴跌对金融部门的冲击。

与此同时，据财新传媒和研究机构马基特市场调查公司共同编制的数据，8月财新制造业PMI终值跌至47.3，创逾六年低点，而7月为47.8。8月终值高于上月末公布的47.1的初值，但仍位于77个月低点。

8月财新中国服务业PMI从7月的53.8跌至51.5，为13个月来的最低点，反映了非制造业部门增长乏力的局面。

据法新社9月1日报道，9月1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活动降至临界点下方，跌至三年来最低点。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速放缓的最新迹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为49.7。

虽然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达7%，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但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无疑正变得更加悲观。

8月31日晚间，深陷业绩下滑和裁员风波的汉能集团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015年中期报告若干问题的情况说明”的公告。

其中解释称，业绩下滑主要因公司终止关联交易所致，而大幅裁员则因为汉能将从直销模式改为经销模式，“正是由于销售模式的改变，汉能直接销售人员大幅度减少，而事实上，参与销售的人员和团队反而大幅增加了”。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表示，对于汉能的民用产品来说，从直销改为分销，是更为划算的市场行为；但是受市场对产品认知、需求及产品本身性价比等多方面的影响，最终效果如何，并不是销售模式能决定的。

汉能在公告中表明，由于去年底制定的销售战略是直销模式，所以今年上半年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员工人数大幅增加，但是近期销售模式进行了调整，直销模式转变为经销模式，公司将更多地依靠经销商进行销售，因此汉能将精简约2000名员工。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无论模式怎么改变，汉能裁员的事实并没有变，“公司裁员的规模并不小，汉能现在资金紧张的可能性很大。”

从去年至今，汉能曾经推出过光伏充电包、光伏帐篷等产品，在韩晓平看来，其推出的不少民用产品目前在中国并没有需求，“产品不够接地气”。

8月13日，联想集团(HKSE：992)公布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2015/2016财年第一季度业绩。财报数据显示，该季度联想集团营业额为107亿美元，同比增长3%，净利润同比下跌51%至1.05亿美元。

而此次，除了其他业务大市场环境要素之外，摩托罗拉成为此次联想业绩下滑的“罪魁祸首”。因此，联想也作出了对摩托罗拉总部进行裁员的决定。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表示，目前联想所面对的市场挑战，严峻程度不亚于2008年。

对于联想而言，或许唯一的办法便是缩小开支、迎接寒冬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金属打火机企业至少有3000多家，年产打火机超过5.5亿只，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国内市场95%的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打火机生产基地。

然而，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称，打火机行业去年还有70余家企业，今年一下子少了10多家，勉强维生的企业多数开工不足。

作为让中国打火机走出国门、开始国际贸易的“第一人”，李中坚的公司当时每天出口的打火机最少达10万只。而东阳打火机一时也成为温州名片，多位国家领导人莅临公司视察。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曾经创造辉煌的企业如今也陷入了困境。

李中坚称，去年7月份公司就停产了。他的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做实体企业的，但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做企业，三分之一人的企业关门倒闭或者自己跑路了，剩余的三分之一就像他一样。

事实上，制造业的倒闭潮早已开始。2014年12月5日，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家公司累计员工人数近万人。

此外，几乎是同时期，位于苏州的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也宣布关门停产。

当年1月，手机零件制造商东莞市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老板欠债1.35亿元跑路，400名员工失业。从事杂牌手机制造的东莞兆信通讯因资金链断裂倒闭，1000多名员工失业，董事长高民自杀。

作为民营企业活跃的温州市，在2007年至2012年间，温州全市共注销企业22481家、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25213家。这些仅仅是国内各级法院审结的有据可查的数据，而没有走入司法程序、自生自灭的企业破产数量更是惊人。

近期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轮又一轮的倒闭潮危机，这里既有技术赶不上时代、前期投入过多，造成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也有无法忍受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出现歇业关门的企业，更有试图转型升级，但是却没有成功的企业。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就用“无可奈何花落去”来形容加工贸易，他认为加工贸易的历史任务已完成，现在已不合时宜，唯有由低端转向中高端，延伸产业链以及附加值才能适应时代变化。

“中国制造业以往的廉价成本优势已经丧失。”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表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建设太多，需要大量劳动力，不但挤占了制造业劳动力的市场，而且让用工价格直接上升，资金和物流成本也随之上扬，加之欧美经济下滑减少了外需，又恰逢人民币升值，一下子把实业挤扁了。”

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表示，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危机。

李光斗指出，市场是在不断的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中发展，对制造业也是如此。

从供给角度来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从需求角度来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现在制造业出现危机，很大情况就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

从供给方面看，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不足，如今中国劳动力人口已不能与前几年相比。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呈现出缩减趋势，15—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到9.45亿人，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

劳动力人口下降，就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成本就会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为了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投资比例过高问题。据统计，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

投资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但粗放式，只关注产品的量、规模，而忽视产品的质，生产中不注重技术、不注重创新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

以联建科技为例，该公司联建科技在给苹果做产品代加工的时候，根据苹果销量增长前景扩大了其生产设备，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

自去年苹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联建科技的产品便无法适应，最终因其技术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苹果剔除了供应商之列。

中国正经历制造产业空心化，鞋子、打火机等引以为傲的产业正在失去光环。需求要素再不改变，中国制造过不了几年将会消失。未来的中国制造，其内涵应更多体现的是品牌和创新。

在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看来，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

“我们的机床占到世界的产量38%，但是我们高档的数控机床基本得靠进口。我们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得进口。我们的铝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飞机上用的铝我们得进口。我们给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这么大的出口服装基本上都是贴牌。”

姚景源举例说，苹果手机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而我们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其中49%的利润被美国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韩国还拿走了百分之十几，剩下我们中国拿3.63%。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

龚佳勇把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时代的结束。过去是几年，低端加工制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原始积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在他看来，目前的制造业已经到了买车票的阶段。

实际上，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不说，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

在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制造的下行压力确实不小。

事实上，这些正在亏损的企业占用了劳动力、资产、土地、资本等，它们再也不会重新赢利了。

因此人们需要重新配置这些经济资源的某种手段。这就是破产所能实现的。把这个现存企业的债务与它所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剥离。把这些资产送到别处用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债务呢？人们可以让它们自生自灭，把它们减记。但要点并不在于怎样处置这些债务，而在于怎样处置生产性资产。而这就是破产让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它们予以重新配置。

根本的要点在于，亏损并不是亏损企业自己的问题。在整体经济的层面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将变得更加贫穷。

比如，有企业拥有某些价值100美元的资产，人们用它们来生产某些价值90美元的东西，这就是亏损的含义，即生产成本高于产出产品的价值。

整个社会拥有的价值现在损失了10美元。这显然不是一种人们希望继续看到的情形。人们会宁愿看到这些资产——不管以多少债务或股东损失为代价——被转移去从事其他事情，在新的地方，也许价值100美元的资产可以制造价值110美元的东西，从而使社会拥有的价值增加10美元。

这就是破产的本意和出发点。因为每个人都是凡人，没有人无所不知，犯错误在所难免。因此人们需要一个清理此类错误所留下的烂摊子的制度，而盎格鲁—萨克逊社会相对自由的破产法实际上被认为是这些社会能够如此出色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不必忌讳和害怕企业破产。企业有生有死乃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在经济下行时期尤其如此。

“让没有前景的企业破产可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可以避免更多的资源浪费，可以以小破避免大破，可促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而忌讳和害怕企业破产会导致大量僵尸企业、鼓励跑路、浪费资源、延迟调整、积累风险等。”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这样的观点：中国应采取的下一步重大改革是破产法。此外，确保破产法适用于国有企业，就像它们适用于私营企业一样。

因为只有清理干净过去错误所留下的烂摊子，才有可能继续走下去，并通过重新调配那些目前不健康的二手资产来建设新的经济。

如今，依托于中国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在这新一轮的转型升级中，中国是否能够抓住机遇，精准把握方向，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呢？未来仍有待具体的实施路线图。